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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特点及实现路径

时间:2019-09-22 07:00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评论:- 小 + 大

  摘    要: 党的十九大以来, 学者们深入研究“美好生活”论断并取得丰富成果。目前学界对“美好生活”的阐述主要集中在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内涵、特点与措施方面。当前, 相关研究中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晰、研究视野相对狭窄和定量研究相对较少的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进一步厘清“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 拓宽视野, 科学量化“美好生活”的基本标准, 深入探索“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 推动该命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化与拓展。

  关键词: 十九大; 美好生活; 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 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党的十九大在科学判断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 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当前, 全面梳理十九大以来理论界对“美好生活”的研究现状, 对于推动这一理论命题的深化与拓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美好生活”提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当前, 学者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思想、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四个方面为“美好生活”提供理论基础;主要从消费经济、改革开放成就和社会基本矛盾三方面阐释“美好生活”提出的现实依据。

  (一) 理论基础

  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体现。沈湘平和刘志洪指出“美好生活”在不同学派表述不同, “大同”是儒家的表述, 小国寡民是道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许雯认为,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出“克己复礼”、“兼爱非攻”的思想主张和“仁”、“义”、“理”、“智”、“信”等道德属性, 试图建立具有跨越性的“美好生活”[3]。

  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美好生活”有契合处。李喜英认为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批判资本主义贫富差距过大, 提出的“富裕生活”与“美好生活”有契合之处。[4]武素云、胡立法认为古希腊哲学家的幸福观有“美好生活”的雏形, 理想国、乌托邦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幸福观与“美好生活”具有内在契合性[5]。左伟尘认为, “美好生活”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皆向往没有剥削的社会[6]。

  有学者采用伦理学的视野, 认为“美好生活”是符合伦理的生活。周中之认为“美好生活”内含“善”的追求, 体现发展和共享的分配伦理[7]。宋芳明认为, “美好生活”受到改革伦理规范, 富有人文关怀, 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的伦理目标[8]。寇东亮认为, “美好生活”的提出是生活“真”、“善”、“美”的统一, 内在蕴含“自由”逻辑。[9]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蕴含“美好生活”的思想。武潇斐立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指出马克思理解“美好生活”是“生产生活”、“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是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10]。李铭、汤书昆认为, 马克思的生活哲学揭示“美好生活”的合理性, 并在源头上奠定其现实性。中国式“美好生活”的构建是运用马克思生活哲学解决当前生活方式的失范。[11]

  (二) 现实依据

  有学者从消费经济视野入手, 认为消费需求变化是“美好生活”的提出背景。毛中根认为“美好生活”的提出表明中国消费层次进入中高端, 出现新的消费内涵、理念、方式;消费差距缩小, 空间合理, 自信提高, 动力转换[12]。朱雨可、赵佳、邹红认为, “美好生活”中的消费需要体现个体消费意愿的变化, 是国家、社会层面关于消费水平、消费品质和消费满意度的发展构想[13]。

“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特点及实现路径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是“美好生活”提出的背景。于忠玄认为, “美好生活”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和党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是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入认识。[14]

  有学者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分析“美好生活”的提出。时伟和刘焕明认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带来人们不断发展的需要。“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生产实践劳动为中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中产生, 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15]

  二、关于“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

  学界之前关于“美好生活”内涵的论述主要从教育哲学角度出发, 将“美好生活”内涵定义为“自然好”、“自然正确”[16]的生活和“善”的、“自由”[17]的生活, 将“美好生活”作为学校的教育目标和价值追求。当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 学者们对新时代“美好生活”内涵的理解主要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心理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归纳与分析。

  (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进入新时代,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学者们进一步凝练, 将其细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层面。

  在经济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物质、文化生活的量和质得到充分保证的生活, 是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18] (P83-92) 在政治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实现公平正义, 满足参政需要,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政治生活。[19]在文化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弘扬革命文化的理想信念和坚定先进的时代新精神文化的实现。[20]在社会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是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1]在生态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长期保障, 以生态保护为基础, 以绿色的生活理念为必然要求的绿色生活。[22]

  (二) 心理需要维度

  有学者从心理学维度出发, 探讨“美好生活”的心理需要。张卫伟、王建新认为, “美好生活”是人民在价值感知和情感体验上对“当下”物质生活水平及生存境况自觉形成的“美好”评价。[23]何星亮认为, “美好生活”是物质性需要、社会性需要以及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心理学需要的综合。[24]胡江霞认为, “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心理平衡感”, 包括人民物质精神和生活品质的要求和人的“心理期待”、“心理安全”、“心理信任”的平衡的满足。[25]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维度

  立足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 张三元认为“美好生活”是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生活方式, 体现人的发展方向[26];陈新夏认为“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人的发展目标契合, 是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需要的满足[27];陈学明、毛勒堂认为“美好生活”是人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集合, 是人的理性的内在渴望和自由本性的体现, 其核心是劳动的幸福。[28]

  以马克思生命观为研究视域, 张懿认为, “美好生活”是立足物质生活, 理论概念与实践方式的统一, 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统一[29];沈湘平、刘志洪认为, “美好生活”与幸福内在的一致, 皆指向人们肯定、愉悦和优质的生活, 是一种良性且理想的生活方式。[22] (P125-132)

  蒋谨慎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 认为“美好生活”是以生产劳动为主要源泉, 以公平分配与共享为重要指标的生态良好的生活。[30]沈斐总结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认为“美好生活”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背景下全面小康与自由个性、共同理想与远大理想、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统一。[31]

  三、关于“美好生活”的特点

  学者们主要从“美好生活”的思想演变与内涵入手, 认为其具有人民性、发展性、客观性、多样性等特点。

  (一) 人民性

  有学者认为人民性是“美好生活”的基本特点。张三元认为人民性核心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好生活”集中展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具有鲜明的人民性。[18] (P83-92) 洪大用认为, “美好生活”是人本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美好生活”既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 又强调是对社会进步起积极作用的劳动群众的“美好生活”;既体现为收入、教育、环境等客观生活条件, 也体现为人民主观的对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评价与建构。[32]

  (二) 发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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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九大 美好生活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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