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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行业调解运作、成因及启迪

时间:2019-08-11 09:05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评论:- 小 + 大

  摘    要: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出于对市场秩序的控制需要, 国家鼓励行会、公所、会馆等行业性商人团体参与行业秩序治理, 并赋予其相应的行业纠纷调解权力, 行业调解由此产生并发展。经由官府与行会的合作与互动, 行业调解在化解行业纠纷、维护商业秩序、促进政府有效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行业调解的盛行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空背景密不可分, 也因此而存在特定的历史局限。明清行业调解对于当代调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调解, 走向合作的现代调解是未来调解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明清时期; 行业性商人团体; 行业调解; 合作;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mmodity economy was flourishing.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market order, the state encouraged trade business groups, such as guilds, public houses and guild halls, to take part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dustry order, and gave them the corresponding mediation power of the industry disputes, which led to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mediation.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guilds, industry medi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olving industrial disputes, maintaining business order and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government. The prevalence of industrial medi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space-time background, and therefore there are certain historical limitations. The industry medi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ediation.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encourage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dispute mediation and to move towards the cooperative modern mediation.

  Keywor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ade business group; industry mediation; cooperation;

  自古以来, 历朝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奉行“重农抑商”的治理传统, 商人也因“重利轻义”而被贬为“四民之末”, 由此导致古代商品经济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状态。然而, 自十六世纪以后, 由于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 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分工的细化, 明清时期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现象愈加普遍, 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得以超越以往历史时期, 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1此后, 明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改“抑商”传统, 积极投身商业秩序治理。基于对秩序和利益的需求, 明清时期的商人群体组织化程度亦在不断加强, 行会、公所、会馆、同业公会等行业性商人团体蓬勃兴起。依托行业性商人团体调处行业内部商事纠纷的现象日益普遍, 由此形成较为成熟的行业调解, 并成为国家纠纷解决的有益补充。

  本文讨论的明清行业调解与现代意义上的行业调解略有差异, 其泛指行业性商人团体依据内部的“行规”、“条规”、“章程”、“俗例”等内部规范调处成员之间或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商事纠纷, 维护行业市场秩序的各种活动。近几十年来,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行业调解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 使我们对古代行业调解的基本面貌有了大致的了解。然而, 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还只是停留在“蜻蜓点水”的层面, 针对明清行业调解的实践样态和发展变迁进行专门研究的为数甚少, 难以给人以较为系统和清晰的印象。2本文拟对明清时期行业调解展开专门研究, 以期揭开明清行业调解的真实面纱。之所以选择明清时期为研究对象, 一是因为时代较近, 行业调解的记载较多, 能够较为清晰地展开研究;二是因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空前繁荣, 由此产生大量商事纠纷, 行业调解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因此, 研究明清时期的行业调解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并能获得更为全面细致的成果。本文力图“透过历史观照当下”, 以历史分析与法理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取径, 回答明清行业调解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其发展过程中国家与行业性商人团体扮演了何种角色及其关系如何?其对当代调解的发展有何启示?

明清时期行业调解运作、成因及启迪

  一、运作图景: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秩序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3明清时期, 中国商品经济开始走向繁荣, 商人队伍逐渐壮大, 商贸体系不断扩张, 与之相伴的是商人之间的商事纠纷也日益滋多, 如同行竞争纠纷、商号纠纷、合伙经营纠纷、货物运输纠纷等, 这些都将影响国家商业秩序的维持。基于化解商业纠纷、保护商人利益、维持商业秩序的现实需要, 商人群体纷纷成立行业性商人团体。4历史事实表明, 这些行业性商人团体不仅在文化传承、商业发展、社会治理方面表现出色, 在调解民间商事纠纷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的统计发现, 重庆巴县记载的112件商事诉讼案件中, 约有20%的案件需先由行会进行调处。5根据苏州商会档案中保存的历年商会理案记录, 苏州商会自光绪三十一年一月成立至次年二月, 受理各业案件约达70起, 其中已顺利了结的占70%以上, 迁延未结而移讼于官府的不到30%。6行业性商人团体因其在调解商事纠纷方面的突出表现, 获得了商人及政府的广泛认同和嘉奖。那么, 明清行业调解在实践中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这需要我们回到历史当中寻找答案。

  (一) 调解模式:独奏与合弦

  经由史料分析可以发现, 明清时期行业调解主要存在内部调解、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三种模式。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行业性商人团体独自进行的内部调解。明清时期, 行业性商人团体为了有效化解行业内部纠纷, 常在行规中设定相应的纠纷解决条款。如《天津商务公所暂行章程》第五条规定:“各家财产讼案, 先请本行董事评议, 如董事未能了结, 再由公所秉公处理, 以免讼累。其无行无董遇有商务轇轕 (纠纷) , 亦准起赴本公所声明调处。倘有不遵, 即将理曲者禀送, 以凭讯断。”7另有《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 “凡同业争议不决之事, 由会馆先行评议, 使秉官处理之案, 日形其少。违反公议条规, 各业罚则随地而异。”8不难发现, 明清时期行业内部“会员之间发生的商业纠纷, 须先由会馆董事或会首进行调解;如果属于重大争议事件, 则需由会首召集全体会员进行公议, 评判是非曲直。若会员不先将纠纷交由会馆裁决, 而是直接控至官府, 则会受到会馆的处罚”。9基于行业规章的强制性规定, 许多同业商务纠纷必须由行业性商人团体先行调处, 这也是当时行业性商人团体内部调解盛行的主要原因。

  明清时期, 通过行业商人团体进行调解的商事纠纷, 除了商事纠纷两造或一造主动投鸣之外, 还有来自官府批付调处的商事纠纷, 学界多称其为“官批民调”10, 亦有学者将这种半官半民性质的纠纷解决界定为“第三领域”。11明清之际, 基于“重刑轻民”的司法传统, 执掌司法的官府往往视商事纠纷为“钱债细故”而不愿花费心思精力去处理, 故而批付给谙熟商情的行业性商人团体处理。因而, 清代浙江黄岩县、四川道巴县、台湾淡新地区等地的诉讼档案中均可发现“官批民调”的记录。尤其是在《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中经常可以发现“批仰八省客长公议”、“批仰八省客长协同行户等议复夺”的相关记载。12如嘉庆四年, 盐鱼行与山货、广杂货行争夺鱼货生意, 双方互控至官府, 官府则“批仰八省客长公议”;道光二十年, 巴县土布铺不肯继续帮办布行的差务费用, 布行在自行协商无果后诉至官府, 官府则委托八省客长邀集众人商议等。13由此可知, 官批民调在明清时期的行业调解是较为常见的调解模式。另外还需注意的是, 官批民调并非由行业性商人团体全权调处, 还需遵循“官批——民调——回禀”的基本流程, 始能有效。

  另外一种明清时期较为常见的行业调解模式就是邀请调解。官府在受理案件之后,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和有效解决争议, 经常邀请行业性商人团体的负责人, 如行首、会首等, 前往官府共同参与调解。行业性商人团体负责人在其中负责调查纠纷实情, 提供纠纷处理意见或参与纠纷调解。邀请调解的运行亦可在诉讼档案中窥知一二, 如光绪三十年, 阜昌行将公记茶栈李雨亭拖欠借款及担保借款一事, 控至福防厅。福防厅受理之后, 要求纠纷两造齐到南台商会, 经会董多人委婉调停, 劝令阜昌行体念李雨亭亏累为难, 将所欠茶银核计减让;14又如, 宣统二年, 周庄万兴馆主袁张氏与费卢氏债务纠纷一案, 县府受理后即饬差查复, 并着原中调处, 又请所属商会代表出面调停, 形成官会共同调解的局面。15因此可以断定, 明清时期官府常常邀请行业性商业团体的代表参与商事纠纷的调处, 以此更为实质高效地解决相关商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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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清时期 行业性商人团体 行业调解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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