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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刑法中的环境犯罪问题探讨

时间:2019-04-09 14:00  点击: 次  来源:好文学  作者:编辑  评论:- 小 + 大

  摘    要: 传统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刑法究竟能否有效应对新的环境风险, 已然成为当前环境刑法中刑法政策和刑事政策上的核心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 首当其冲的是关于实质意义上的环境犯罪, 即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为何的理解。应当认为, 环境法益或生态法益始终与人密切相关联, 是人与环境之间共存性的概念。然而, 由于新的环境风险的特殊性, 刑法的应对措施更加偏重抽象的危险犯、团体责任、未来指向性的预防措施等, 这也导致环境刑法的责任归属原理不同于传统刑法。即便如此, 为应对环境新风险, 投入现代性刑法手段, 也要尽可能遵守法治国家刑法的人权保障政策。因此, 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问题, 确切地说, 不应是行政行为的从属性问题, 而应该是行政法的从属性问题, 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环境刑法的安定性与信赖性。环境刑法的刑事政策也应从过去指向性犯罪镇压模式转向未来指向性犯罪预防模式, 普遍法益的扩张、抽象危险犯的扩大适用、刑法的前置化、刑法的最优先手段等措施的运用必须具有必要的、合理的根据。韩国尽管构建了庞杂的环境法律体系, 针对环境犯罪也引入了最新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但在环境风险意识上还有待提高和引起足够重视。

  关键词: 环境刑法; 环境风险; 生态法益; 抽象危险; 行政从属性;

  Abstract: It has been a core problem about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olicy whether the traditional liberal countries under the rule of law can cope with environmental risks properly.The key step of the solution lies in the accurate definition of“substantial environmental crime”, and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interpretation of“legal interest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crime”.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s a concept closely associating with human being, the legal interest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 or ecology should manifest the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Due to the special nature of new environmental risks, th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is targeting at more abstract subjects such as potential damage, group accountability, future-oriented precaution, which leads to the different principle on accountability division with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Even so, to deal with the new risks modern practice of criminal law should still abide by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regulations stipulated by the law of the countries under the rule of law.Therefore, when we talk about the administrative subordination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we should take it as a certain administrative law rather than an administrative activity,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be achieved.The focus of relevant criminal policy should switch from suppression of existing crime to precaution of potential crimes.When such measures are taken as expansion of common legal interest, the scope-expansion of abstract potential damage, the pre-intervention of criminal law, practices of priority in criminal law, their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should be justified.Although Korea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very sophisticated system of environment crime law and introduced the updated punitive damage system, it still needs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 risks.

  Keyword: environment criminal law; environmental risk; legal interest of ecology; abstract danger; administrative subordination;

  在今天, 环境灾难已然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 其既是关乎生活于当下的我们生存的问题, 也是与我们后世几代人之生存息息相关的问题。

  发生于印度博帕尔 (Bhopal) 的美国联合碳化物 (印度) 化学工厂的氰化物泄漏事件 (1984年12月2日) , 苏联时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1986年4月26日) , 发生于日本东海岸的海啸与福岛核泄漏事件 (2011年3月11日) 等, 便是共同生活于地球村的我们的生存所遭受的具有代表性的巨大危险和灾难。不仅如此, 环境灾难也绝非仅仅是局限于某一国家领域内的国内事件, 很可能发展成为逾越国境对相邻国家甚至对大陆整体造成深刻影响的国际性事件。例如, 酸雨与森林毁灭, 国际河流与海洋的水质污染, 雾霾的扩散与呼吸疾病的频发, 二氧化碳的排放与臭氧层的破坏, 包括地球温室效应在内的气候变化, 海平面的上升以及厄尔尼诺现象, 甚至候鸟与海洋鱼类栖息地的破坏, 生物多样性的急剧减少等, 都是需要国际性探讨和应对的迫切课题。[1]427

环境刑法中的环境犯罪问题探讨

  包含生态破坏在内的环境风险, 作为后现代风险社会的“新风险”, 是与传统危险或者产业—福祉国家中的危险有着质的区别的, 对于这一点, 在今天已无人会提出异议。这些新的风险并不受其场所、时间、被害者范围的限制, 也无法适用关于因果关系、刑事责任的归属、民事责任的归属等传统规则来加以解决, 甚至巨大的被害的恢复也无法通过保险制度来加以解决, 这些新风险具有将所有社会阶层的人们无需区分为阶级、职业、性别等都一视同仁地变成被害人的属性。[2]139作为“新风险”之例, 风险社会理论的构建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Beck) 列举了核能风险、化学风险、生态学风险、基因工程学风险。[3]10

  风险社会中的新风险与自然灾害不同, 是由人类的行为所引起的, 因此原则上是可以预防和操控的。在其操控可能性中, 法也是重要的考虑对象, 甚至刑法也以直接或间接之方式而成为预防此种风险的手段之一。问题是, 传统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刑法是不是能够有效应对此种风险的适当手段。在当前, 此问题可谓占据着围绕环境刑法而展开的刑法政策与刑事政策上议论的核心。这是因为, 面对新风险的挑战, 应如何进行刑法应对的问题便与此密切相关。

  鉴于此, 本文想依次探讨如下内容:作为环境刑法之适用对象的实质的环境犯罪问题;保护法益问题;犯罪主体与责任归属问题;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问题;刑事政策与刑法政策问题;韩国环境法体系问题。

  一、实质意义上的环境犯罪

  1993年5月21日在瑞士巴塞尔 (Basel) 召开的德语圈刑法学者大会上, 斯特拉腾韦特 (Stratenwerth) 教授做了题目为“刑法手段能否维护未来安全?”的主题演讲。由于此演讲内容在当时极富挑战性的构想, 所以遭到了诸多学者的集中攻击和批判。[4]斯特拉腾韦特教授在报告中明确主张:为预防日益深化的环境危险, 应该投入刑法手段, 为此, 由于历来的以法益为核心的实质的犯罪概念以及为规制犯罪的刑法任务, 在保护环境财 (Umweltgut) 这种新的利益尤其是未来人类的环境利益上存在限界, 所以应该替代保护法益优先考虑行为规范违反。这样, 就能够为保护珍稀动植物种和防止虐待动物这些在法益概念上容易产生不明确性的争议问题, 投入更为有效的刑法手段 (犯罪化) 找到理由。不仅如此, 由于是在法益侵害之前阶段, 仅仅将行为自身的反价值性作为处罚对象, 所以抽象危险犯的处罚以及未遂或预备的处罚等所谓刑法手段的提前配置 (Vorfeldkriminalisierung) 也更加容易。

  斯特拉腾韦特的理论构想作为风险刑法理论尽管在今天已广为人知, 但其根源可追溯至其导师威尔兹尔 (Welzel) 的刑法秩序观。这是因为其与威尔兹尔很早就倡导的目的犯罪论体系1的规范逻辑是一致的。威尔兹尔认为, 刑法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保护基本的社会伦理的态度价值, 而各具体的法益保护只是附属于此, 是间接加以考虑的。[5]4即, 单纯的法益保护仅仅是消极的、预防性的目标设定而已, 相反, 刑法最为根本的任务是具有积极的、社会伦理性质的。刑法通过阻止和处罚法态度之基本价值因现实之犯行而导致的堕落, 申明积极的行为价值的不可侵犯之效力, 形成市民的社会伦理性判断, 甚至强化人们时常维持对法的忠实态度。[6]15威尔兹尔强调:态度是法的价值之一, 未必是道德价值;基于刑法而保障其实效性的行为价值在功能上应该有助于法益保护。威尔兹尔在论及如下观点之后:即“只有通过基本的社会伦理性行为价值的保障, 才能现实地实现可持续性的、根本性的法益保护;比起基于一般性的法益保护思想, 基于刑法的包括性社会伦理机能将更能深入和强化对法益保护的保障”, 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刑法的任务是通过保护基本的社会伦理性行为价值的法益保护”。[5]5

  据此可知, 威尔兹尔的刑法任务的规定以如下两个核心内容为基础:即社会伦理性态度价值 (行为价值) 的保护与法益保护。对其而言, 法益保护尽管是刑法要实现的目标, 但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或任务便是社会伦理性行为价值的保护。其为保护行为价值的刑法规范在根源上是决定规范 (Bestimmungsnorm) , 而斯特拉腾韦特的行为规范 (Verhaltensnorm) 便根基于此。这显示出, 通过全面证立行为规范, 能够实现法益保护之目标的思考图式, 在威尔兹尔与斯特拉腾韦特师徒两人间并无大的差异。

  此种思考图式, 很早是以刑法的道德形成力 (Sittenbildende Kraft des Strafrechts) [7]33为理念出发点的, 而依据当前的表达, 是与“通过规范内在化的规范稳定”这种“积极的一般预防思想”一脉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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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刑法 环境风险 生态法益 抽象危险 行政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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